李丰在新东方工作七年，2015 年出来做投资。他在得到开过一门讲座，讲座的题目是《2019年商业热点洞察和预测》，他在讲座里探讨了一个问题，“下一个谷歌级的机会在哪里？”他有自己的讲理框架。

01 |“去全球化”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李丰做早期投资，工作性质让他看项目要长远，看形势偏乐观。

从 2009 年金融危机算起，各国都印了大量的钱，社会上产生一批“用钱赚钱”的人，相对应的是“用劳动和劳动效率来赚钱”的人，他们不满，要不一样。疫情影响下，后者受冲击较大，积累的情绪需要一个出口，这是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各国又在印钱，在发债，与 GDP 的比例不匹配，长期影响不知道。这是财务上的不确定性。

02 | 中国的产业链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农民就地参加乡镇企业成为产业工人。第二个十年，买不到又卖不出，各产业被迫自己造。第三个十年，允许制造业自己作外贸。第四个十年，大建物流网络。从 2018 年起，第五个十年，是新基建，包括：1）人工智能，2）大数据中心，3）5G 基建，4）卫星互联网，5）新能源汽车充电桩，6）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7）工业互联网、8）特高压。

中国的产业结构是一条又长又粗的轴。说它长，是说它有从基础到高端的全面性，说它粗，是说它在除能源以外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是世界体量最大的。

物流为产业提供了高效联接的网，形成“散装”的江苏，长三角，大湾区。现在的新基建和数据化，是为改善能源结构，提升调度效率。

高铁和地铁的造价

从物流这个环节来看，中国大概在过去十年造了差不多3.5万公里的高铁。按照正常高铁的造价一公里1.3亿左右计算的话，我们大概有4.5万亿的高铁资产。再来看高速公路，我们的高速公路里程超过了14万公里，行驶里程也是世界第一。不能忽视的还有我们的城际轨道，城铁和地铁。像地铁，我们这十年也有5千多公里的新增。地铁造价更贵，平均7亿左右一公里，差不多是3.5万亿左右的资产。

汽车保有量的发展空间

中国的汽车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现在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不到200辆，大概173辆左右。这个数字是什么水平呢？世界平均水平。我们瞄向的目标，比我们发达程度高的国家分别是怎样的？日本千人汽车保有量大概是590辆，美国更高一些，因为地广人稀又是汽车文化，所以他们大概是830多辆。

给大家列举一下数字，我们每年的汽油消耗总量大概是1.25亿吨，我们每年进口的原油大概5亿多吨，就是我刚才讲的2千亿美元。石油炼成汽油的转化率大概是25%，就是4比1。我用个简单的逻辑来说，我们今天进口的所有石油如果都变成汽油，刚好只够我们变成日本汽车保有量水平的这些增量，也就是大概2亿辆汽车来用。这么一举例，你就知道中国的能源结构有它的挑战，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发展新能源车。

03 | 中国产业链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

中国的产业链要追求更高附加值（从目前的 23% 到日本的 33%），需要龙头企业带动。例子是引进全资的特斯拉，丰田与比亚迪一比一成立合资公司，华为成为中国的苹果。

中国市场巨大。2015 年起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最大单一市场。

特斯拉示范我们要提升工业生产附加值

如果我们想既保有这个长链条，又保有足够的量，还要让这个链条中的企业和工人们都能收入上涨、利润上涨，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增加值，或者叫附加值的比例提起来。提到什么程度？到今天，第二产业仍然占日本GDP的20%多，大概四分之一的贡献。日本是怎么留下这条产业链的？日本平均工业制造增加值比例大概是31%~33%之间，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把23%变成33%。现在你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我们引进外资的时候偏向了高附加值的产业。

丰田不是被迫与比亚迪一比一

中国在一年多以前就允许外资在中国车企可以控股超过50%的比例。所以说，如果丰田只是为了赚这笔钱，它大概不需要跟比亚迪做一比一的合资。那么有意思的事又来了，在这个一比一合资公司当中，他们主要的目标是为了设计和开发新的电动车。在开发结果上，最后是用丰田的品牌来卖车，但是几个核心技术用的是比亚迪的，包括电机、电控、电池，还有底盘系统。这个不合理的事在于，看起来一个全世界技术最好的汽车公司，到中国可以设独资控股厂，它非要设一比一的厂，它还找了中国的公司用它的技术，并且用丰田的品牌来卖车。这件事虽然是个例，但是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的产业链结构在我们主动提升的过程当中，也到了最后的这两个高附加值的环节。

为什么拿车举例子？因为一辆汽车有三万多个零部件，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超过40%。车是一种最难做、附加值高、产业链复杂、对外依存度高、相对技术附加值也高的终端产品。举电机、电控、电池这三个领域，是因为这三块大约占新能源车成本比的四分之三以上。

世界需要接受中国的苹果

华为和特斯拉有点像，一半是高技术附加值的工业品或者消费品，一半是高附加值的服务，也就是技术、软件、设计这些事情。我们暂且不论美国针对华为做的一些极限性施压动作，单就华为本身而言，我们抽象来看，全世界需要接受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中国出现了一个像苹果一样好的、代表相对最高技术水平消费电子产品的国际化一流公司。这句话听起来定语很多，简单来说，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能不能接受中国出现一个苹果公司，代表全世界最高的技术水平？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改变过程当中的一个现象。在这个现象逐渐国际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这个改变必然会产生认知变化，不管它们能不能接受这个变化。

从2015年看，华为手机中的国产零部件占成本比大概是三分之一，美国零部件大概占不到30%。今天国产零部件占成本比60%多一点点，刚才我们讲了，美国已经小到了1%以内。同时，它还有40%左右的国际依存度，换句话说，它还有很多的零部件跟汽车一样，虽然特斯拉能百分之百国产化，但其中也有很多零部件还是有国际依赖或者有外部依赖，也不是说中国自己就能把整个事从头到尾百分之百做好。

04 | 怎样理解“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新基建”？

过去的互联网解决的是信息传递效率和方式的问题，今天的新技术要与产业/实体结合，嵌入真实世界，才有市场、有数据、有发展。中国即将成为最大的单一市场，也有最长最粗的产业链。

东盟最近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进口双增长。他们需要从中国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件，加工成品之后再就近卖回中国。外迁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对成本敏感，对售价也敏感。原有企业外迁后空出来的土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下，用来吸引高附加值工业品和中间品企业。

新基建是营造更好的环境，支持产业链条的升级，价值的升级。这个支持/落实的过程，就是大机会所在。

低附加值的产业不妨让利给周边国家

中国产业链先迁出去的，凑巧是这些对劳动力总量要求高，或者叫劳动密集型的相对附加值低一点的制造业环节。它们已经在往外迁，并还将往外迁。迁到哪去呢？迁到我们周边的国家去了。我们在这张图上画的，是当我们把这些产业迁出到这些国家的时候，会对我们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因为它是加工业，所以需要进口原材料或者中间品去加工。加工完之后，作为相对低附加值的产品，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品，还需要想办法把产品卖出去，最好能就近或者便宜卖到另外一个市场。这样的话，能保护中间加工的那部分附加值不被挤压。这个时候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解释半天那个轴？因为中国凑巧在绝大多数工业品、中间品领域都是全球最大的。刚才我们讲，可能在今年或者明年，中国会变成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然后，凑巧这些国家又在中国的边上。为了影响或者协助这个布局的完成，除了中欧班列这件事之外，在过去几年，我们还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修建中缅铁路、中泰铁路、中老铁路还有修建瓜达尔港。这些在产业转移当中会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原因是，当你把低附加值劳动密集产业转出去的时候，因为它的附加值相对比较低，所以它对成本也敏感，对售价也敏感。对成本的敏感，指的是这一类产业，对运进来的原材料和中间品价格敏感。敏感的概念，就是物流的成本要占比低，最好物流总成本也低。换句话说，就是尽量就近采购，尽量用最直接的方式来运输，又便宜又快。这就是这几条铁路和港口会对东南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会起到的产业转移上的影响。他们加工之后还要把产品卖出去，这同样涉及到了运出去卖给谁的问题。又很凑巧，中国即将成为最大单一市场。所以，很多东西还会再卖回来。卖回来的过程中，为了不影响中间的低附加值，这些产业同样要求物流效率高，尽量节约成本。这些直达铁路和便捷港口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可以从中国采购相对最便宜的中间品来进行加工，并且是通过一个直通的物流网络来加工，把成本降到最低。加工完之后，再通过同一个网络，用同样成本最低的方式卖回到全球最大的终端市场。这大概就是接下来即将形成的产业格局，中国在这件事上也做了足够有意义的长期布局。

地方对政策、金融、土地和工人进行更高效的配置

我们发现中国政府有一个非常聪明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比如说，搬走了一个外资加工厂，在这种情况下，就空出了一块工业用地。这个工业用地再往下应该给谁？要知道，每一块工业用地上面都有GDP产值和长期的税收价值。换句话说，这些外迁产业所空出来的地，多多少少就变成了可以用来吸引高附加值工业品和中间品企业的政策优惠。如果一个企业带有制造本身的话，挪出去留下来的产业工人，可以经过再培训变成相对高附加值工业品的生产制造工人，因为他们已经接受过初级的工业或者技能培训。这件事如果能完成的话，在地方级的要素流动就会变得比较重要了。换句话说，你有多少政策，多少金融，多少土地，甚至能不能吸引到足够好的技术产业工人都很重要，这些要素能帮助你吸引更好的企业，重新调一遍产业结构。这大概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中央鼓励做的一件事，就是进行更高效的配置。

05 | 疫情会对资本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

有一对矛盾，不可长久。一方面，疫情带来的情绪让大家突然都变卖掉了资产，换成了美元现金。另一方面，很多发达国家把利率降到了零，钱不能长期在手里握着。疫情得到控制后，各国就在答这份考卷，资本就用流向来打分。安全性和增长性是两个重要因素，四五个月后，我们就能看到答案。桥水的达里奥和黑石的苏世民都在增加中国的曝光度，应该不只是为了卖书。

资本市场有两个具有历史含义的动作。第一是 4 月 1 号出现了外商券商变成了控股券商，导致中信的两家券商合并。第二是 4 月 27 号出台了创业板的注册制，可能吸引中概股回归。

一次重新配置资产的机会，对大家都是考试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机会呢？如果是配置好的资产，打个比方，因为前几天央行做了一个中国居民财产配置情况的调查，调查了3万多户中国居民，简单来讲70%左右在房地产，20%左右在金融资产，而且偏好无风险的金融资产。这是中国比较普遍的家庭资产状况。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没有突发情况，你作为一家之主，你会逐渐按照自己收入状况来调整家庭资产配置，是不是房贷压力轻一点，多投一点钱，大概会进行一个缓慢调整。

但是发生了一个特殊情况，导致你一个礼拜之间突然把房子全卖了，把银行的钱全弄出来，现金拿在手里，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恐慌、战争，或者其他的疾病，你突然一下子把300多万全变成了现金了。

经过了这个疫情，就出现了第二件事，你发现显然不能拿这么多现金，因为不赚钱，你立刻开始重配。但是这次重配的时候，可能跟第一次的比例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没有这么剧烈的变动机会，因为以前没有大规模变到现金的过程，但这次会有点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最终会如何兑现？我不谋求说服大家，但是我偏向支持黄奇帆的观点。我们不争论这件事，我们只等着答案揭晓。

资本制度的动作都有历史性压力

在这件事的背后，我是这么看的，中国在过去十年或者十几年当中，资本市场的重大变革都是在特定的内外经济环境当中产生的。

简单来讲，我们的创业板是在2009年诞生的。2009年前后我们也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外部有金融危机，内部有增长压力，为了解决直接融资的问题等等，我们放开了创业板。

我们刚刚也经历过科创板开板。我们的科创板是在2018年宣布，2019年开始开板交易的。2018年到2019年，中国经历了在调结构过程当中增长的痛苦，或者叫增长的压力，同时我们遇到中美贸易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为了自主产业链的安全和技术创新这两件事，我们开始了科创板特殊的资本市场。

放在今天，全球经济都有挑战，并且还凑巧发生了中概股在国外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加上在这个特定时间点上，不管是科技还是内需，我们都要大力地提倡，然后中国已经在政策上主导或者推动了多年要去杠杆增加直接融资，减少中间融资成本，我们再放开资本市场的门槛。

我猜，这里面也有部分的含义和可能的动向是，如果我们放开特定结构的话，可以吸引中概股回归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同理，中小板的出现，也是因为在经济压力下，需要细分制造业龙头的融资便利性和融资的成本降低问题。

06 | 疫情之后，世界可能会变成什么样？

这次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美国没有像 2008 年金融危机时那样起到领导作用。世界可能正从一极变成多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疫情中读来挺有感触。两极时大多数人要站队，一极时没有都去抱大腿。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印证了这一现象。

腾迅走过一极、两极到多极

2008年、2009年之前，中国几乎所有的极都集中在腾讯身上。因为那时候只有它是最大的流量入口，百度正在成长过程中。我选择这个时间点，是因为我2008年开始做投资。

如果大家在互联网行业从事的时间足够长，可能还有人记得那时候的腾讯是什么样。首先，当时肯定不存在所有人都抱腾讯大腿这件事，虽然是一极社会，大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板块。同时，当时的腾讯也确实比较霸道，因为我记得有一期《中国计算机》的封面文章就批评了腾讯，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产品腾讯都能截你的后路，后来还出现了著名的“3Q大战”。这是一极时期的中国互联网，其实并没有都围绕在腾讯周围，也没有抱大腿这个说法。

2008年到2011年、2012年之间出现了BAT，也就是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先开始推倒这张牌的是百度，花了19.8亿美元买了91。到了在2016年、2017年左右，如果你做的是创业投资，一定会有很深刻的印象，那段时间是个非常典型的两极世界。在创业当中，大家经常说要不然抱腾讯大腿，要不然抱阿里大腿，一家互联网企业长大以后几乎没有别的选项。

再往下，到2017年、2018年往后，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又变成了多极。除了这两个巨头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所谓的独立第三方，它们变成了小巨头或者巨头，比如快手、抖音、滴滴和美团。不管它是跟线下有关，还是只跟线上有关，我们又重新变回了多极社会。

你看，一极的时候，大家没有都抱腾讯大腿，两极的时候大家各自分了阵营。回到多极的时候，又不存在典型的抱大腿问题，虽然腾讯仍然通过投资占据了比较多的江山，但是很多公司拿了腾讯的投资，也仍然是相对独立的极。

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在过去的12年当中，中国的互联网世界，跟我们广义上的世界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一极到两极或三极，再到多极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经常用这套框架来解释广义上的世界，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也经历了足够多的格局变化，可以感同身受。

问答 | 疫情之后什么行业有机会？

问：中国普通人怎么在外资进入的时候有自己赚钱的机会？

不要怕外资，他们确实能在政策开放时赚到钱，但长期来看，笑到最后的大多是民营企业。比如房地产。改革中有机会，找到正确的方向，从零开始也不晚。

怎么才能赚钱呢？你就按照正确的方向，从零开始。今天我们知道的民营企业，包括华为在内，很多都是从最穷的一个人的民营企业开始的，只是它碰上了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商业方向。比如说，如果没有1990年代初的电信业改革，大概就不会有之后的两家著名公司，也就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给这两家著名公司做硬件服务的那个公司，长成了今天的华为；给分拆后进行相对市场化竞争的电信运营商做软件服务的那家公司，就是腾讯。腾讯最早是给运营商或者运营商相关做通讯服务和通讯服务相关软件的，包括BP机软件，从这开始，腾讯才进入了这个行业，有了商业机会。

问：疫情之后对什么行业的影响会比较大？

打击会带来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或要很慢发生的变化，比如手机集成商采用创业小公司的技术/芯片。疫情给线上教育带来商机，疫情过去之后，他们的竞争更激烈。相反，在冲击下顽强活下来的线下教育和餐饮企业，一定是学会了做线上，做半成品，练就了更全面的武功，疫情过后对手又少，未来会更好。

第一个问题是，在我们讲整个产业链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如果我们往前追溯一点，其实中国的技术发展本来没有这么快。那谁把这件事变成了这么快呢？其实客观上讲，有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美贸易和国际环境造成的。什么这么讲？是因为我们投这些方向，我们的感触非常深。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些贸易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不管是汽车还是手机相关的大量大型企业，它们大概不会很愿意一上来就用一个创业技术公司所提供的核心技术产品。简单来讲，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影响，可能华为也好，小米、VIVO、OPPO也好，都不一定愿意用国内创业公司做出来的零部件。凑巧赶上了这个外部环境，大家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链和产业链安全，决定给这些新技术公司机会，让新公司的技术能进入这些最核心和最大的企业里，变成他们的核心供应商。

在疫情之后，我们可以想见，很多线下餐饮门店会被迫倒闭。对于仍然能健康活着的那些餐饮企业，它未来线下拿门店的成本可能会大幅度降低，可以想要哪拿哪，甚至以很便宜的房租拿到，因为已经没有别人来抢了，或者抢的人少了非常多。同时，如果这些线下餐饮企业活下来了，它可能还学会了在线上电商平台卖半成品、原材料和预制菜。过了疫情之后，又有了更好的线下空间和条件让这些企业扩展线下门店，每多扩一个门店，就把这套本事带到新门店里。今天看起来最不好的行业，影响最大的行业，经过了疫情之后，它可能会发展得更好。因为它锻炼了新本事，经历了优胜劣汰之后，反而武功会更全面一些。

以上，2020-05-10 记。

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导读

作者：潘忠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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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全球政治成为多极和多文明的。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构成的。它们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亨廷顿指出，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它既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世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西方化。

第二部分，标题为“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亨廷顿指出，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中所占的比重相比其他文明正日益缩小；相反，亚洲文明却在发展壮大它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正在激增，打破了穆斯林国家与其邻国的平衡关系。一般来说，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他们自身的文化价值。在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第三部分，标题为“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亨廷顿认为，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的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因此，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第四部分，标题为“文明的冲突”。这是全书的核心。亨廷顿首先指出，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文明间冲突一般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在全球或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其次，亨廷顿认为断层线战争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等特点。不仅如此，断层线战争通常发生在信仰不同宗教、不同神的人民之间。再次，亨廷顿从历史学、人口学和政治学角度分析了断层线战争爆发的原因：历史上的冲突遗产，恐惧不安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的巨大变化，一方对另一方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政治上新兴政治实体对民主化进程的强烈要求。最后，亨廷顿指出，由于断层线战争是间断性的，断层线冲突是无休止的，因此永久性地结束断层线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暂时性地休止断层线冲突。这通常需要主要参与者的疲惫衰竭和非主要参与者的积极介入。休止断层线战争，阻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依靠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断层线和平却只能自上而下。

第五部分，标题为“文明的未来”。亨廷顿认为，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认同，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并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全球文明间战争的避免则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卷入的全球战争虽然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但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均势的变换。在未来时代，主要文明间战争的防止需要各国遵守三个规则：（1）避免原则，即核心国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多文明和多极世界的和平的首要前提条件；（2）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相互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层线战争；（3）求同原则，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复杂的多极的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在书的结尾，亨廷顿指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障。”

正如《外交》杂志的编辑们所指出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继20世纪40年代坎南提出“遏制”思想之后另一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它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自然，对文明冲突理论的评价褒贬不一，见仁见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出版商认为，过去几年的事件证实了亨廷顿的判断，世界政治的热点恰恰发生在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波斯尼亚、车臣、外高加索、中亚、克什米尔、中东、斯里兰卡、苏丹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战斗就是明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对今天和下个世纪全球政治发展动力的深刻而有力的分析，它的确是近十年来最富有争议的著作之一。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指出：“亨廷顿是西方最优秀的政治学家之一，他为理解下个世纪全球政治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冷战结束以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布热津斯基认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一本理性的杰作，思想开阔、想象丰富、发人深省，它将使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当然，对文明冲突理论提出质疑甚至批判的也不乏其人，哈佛大学的另一位资深教授奈（J. Nye）指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一个主要的冲突根源是宗派主义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认同感。此话不假，但他只抓住了认同感冲撞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大文化内部的认同冲突要远远多于大文化之间的认同冲突。而且亨廷顿把整个非洲称为一种文明，但事实上今日世界上大多数的冲突都发生在非洲内部。”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说：“存在于文明内部的狂热派与立宪主义之间、极权野心与法治之间的冲突以一种比存在于文明之间的冲突更触目、更完全的形式出现。”福勒认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麦哲在透彻分析了亨廷顿的观点之后得出结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虽然文明差异确实助长、促成了许多讨厌的冲突，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的关联，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起作用，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卢本斯特恩和克罗克专门撰文《挑战亨廷顿》对亨廷顿提出挑战，认为亨廷顿犯了两个主要错误：“第一，他没有认识到种族和民族将会像抵制殖民帝国对它们的侵吞一样，抵制多民族文明集团对它们的兼并；第二，为了强调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他承袭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简化论，把文化差异看作是国际冲突最根本的促动力，而不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种。”大多数中国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也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与亨廷顿把儒家和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认为儒家文明是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并预言中国的崛起将导致全球文明冲突不无关联。

（摘编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